二十世纪的道德行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西方——主要是欧洲及北美、澳洲和纽西兰的英语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这都是达尔文观点的结果，该主义认为人类是盲目偶然的产物，因此没有持久或超越的目的。正如使徒保罗所说：“如果死人没有复活，‘让我们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哥林多前书〉15:32）。
两次世界大战的暴行也让人质疑，如果真有一位仁慈的上帝，如此惨烈的屠杀又怎会发生。青霉素和“避孕药”帮助人摆脱了婚外亲密关系的两大恐惧：怀孕和疾病。观念改变了，但问题依然存在。性病一直存在，令人衰弱且致命。
接著是知识分子，新道德的世俗传播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阿尔弗雷德・金赛、威廉・马斯特斯、维吉尼亚・约翰逊、爱德华・布雷彻，以及其他旨在将我们从压抑的维多利亚时代⸺另一个极端⸺中解放出来的人物。无论其原因为何，其影响都是巨大的。曾经可耻的行为如今被视为正常，甚至值得称赞。
戏剧性的转变
在西方文化中，人曾经至少名义上意识到上帝的存在，许多人更坚信他确实存在。无论是基督徒或犹太人，都或多或少将圣经⸺尤其是“十诫”⸺视为行为准则的指路明灯。这些规则调节了人类的行为，然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这些国家对上帝的信仰与道德观急剧衰退，更在二十一世纪的前二十年间急遽下跌。
世俗人文主义在法庭和教育机构中取代了“十诫”。但是，除了信仰权柄的上帝之外，真的还能存在著道德的社会秩序吗？问题在于人无法就道德和伦理的本质达成共识。
在互联网简短搜寻关于通奸的内容就能证明这一点。迈克尔・W・奥斯汀博士在《今日心理学》中写道：“在我的伦理学课程中，我与学生讨论与婚姻和为人父母相关的家庭伦理问题。我们经常讨论当代哲学家理查德・瓦瑟斯特罗姆的一篇文章〈通奸不道德吗？〉。我相信答案显然是肯定的。”（〈通奸有什么错？〉，2011年8月）。然而，克利福德・N・拉扎勒斯博士在《今日心理学》的另一篇文章中写道：“换句话说，婚外情既有健康的，也有不健康的理由。讽刺的是，在某些情况下，婚外情反而能巩固婚姻。”（〈我们认为我们所知道的关于通奸的一切都是错的吗？〉，2013年7月17日）。
因此，虽然我们大多数已婚人士认为伴侣忠于我们在道德上是正确的，但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一点。奥斯汀和拉扎勒斯都从人类理性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并从问题的正反两面提出论点。然而，单凭人类理性，撇开上帝，就只不过是观点和哲学，而这却是现今各级教育的教材。
汤玛斯・潘恩于1794年至1807年间分三个部分出版了《理性时代》。潘恩是一位自然神论者，他相信更高的力量，但拒绝接受主流宗教和宗教文本（包括《圣经》）中的揭示知识。潘恩主张用人类理性取代神圣揭示。
难道我们不该停下来，问问自己，人类选择的方向是否行得通呢？事实究竟为何？这个问题可以写成几本书，但限于本文篇幅，我们只讨论“新道德”的三个领域。
1：不利于婚姻
人类的理性认为，婚前对某人进行测试是有益的⸺就像人们在购买汽车之前会试驾一样⸺以此来判断他或她是否与您相融。根据《国家卫生统计报告》2016年的一篇文章，大多数人都持有这种观点：“在2011-2013年间，60%的女性和67%的男性同意‘婚前同居可能有助于防止离婚’”（〈婚姻、生育和性行为态度趋势：美国，2002年、2006-2010年及2011-2013年〉，2016年3月17日）。
这是许多人的观点，但人类理性和大众观点并不总是与事实相符。早在2002年，罗格斯大学“全国婚姻计划”联合主任大卫・波普诺就证实，论至同居之事，人类的理性终究存在缺陷：
许多研究发现，婚前同居的人的婚姻满意度较低，最终分手的可能性要高得多。原因之一是，同居者可能胆怯作出承诺，并且在出现问题时更有可能放弃承诺。但此外，同居行为本身可能会导致使幸福婚姻变得更加困难的态度（〈十大婚姻迷思〉，“全国婚姻计划”）。
西华盛顿大学的杰伊・蒂奇曼在题为〈婚前性行为、婚前同居和女性随后婚姻破裂的风险〉的研究中解释了以下内容：
婚前同居是文献中见到的婚姻解体最有力的预测指标之一。自布特和约翰逊（1988年）和贝内特、布兰克和布卢姆（1988年）的研究报告以来，几乎所有探讨婚前同居和离婚关系的研究，皆发现两者存在正向的关系（《婚姻和家庭期刊》，2003年5月）。
蒂奇曼在援引另外五项研究时进一步强调这一点：“同居关系最明确的相关因素之一，就是婚姻解体风险的增加……不管婚姻维持了多久，在结婚之前曾经同居一段时间的婚姻以离婚告终的可能性，比没有同居的婚姻高达50%”。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发现出乎意料，这使得蒂奇曼及其团队的结论更加可信。“早期的研究人员对这项结果表示惊讶，因为曾有学说认为婚前同居可以充当筛选装置，允许夫妻选择一个可以缔结成功婚姻的伴侣”。
2：不利于孩子
意外怀孕在婚姻中很常见。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可能是“意外”出生的呢？在婚姻中，即使是计划以外的孩子，父亲和母亲可以爱护和照顾他。但是当一个孩子在稳定的父母关系之外来到这个世界，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据《时代》杂志报导，艾米・沙利文在一篇题为〈成人单身母亲潮背后〉的报导中指出，单身女性中意外怀孕率最高的群体并非如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青少年，而是20多岁的单身女性。这些20多岁的人中，10次怀孕中有7次都是意外的。这正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许多女性选择打掉她们的问题，但堕胎并不总是像人们想像的那么简单。对许多人来说，堕胎会造成长远的、意想不到的心理问题。还有其次是那些选择生育的人。考虑到现实情况和有限的选择，这种做法是值得称赞的，但这会对母亲和孩子造成什么后果？沙利文女士说：“一项又一项的研究表明，未婚母亲所生的婴儿最终陷入贫困的风险更高，而且母亲本身也面临教育和经济障碍”。
至于那十分之三的20多岁单身女性实际上计划非婚生孩子又如何？人给出了许多借口来解释为何这么多人在许下承诺之前选择生育婴儿，其中之一就是现今的男人往往没有准备好在经济上养家糊口。这个辩解成立吗？咨询专栏作家艾米丽・约菲以笔名“谨慎”在Slate杂志上撰稿，针对这一论点写道：
学者凯・海莫维茨……反驳了这个论点，认为并非严酷的经济条件导致女性生育没有父亲的孩子，而是生育没有父亲的孩子的决定导致了严酷、自我延续的经济状况。她解释说，坚信稳固的婚姻是人生的核心⸺先有这婚姻才组建家庭⸺能够鼓励女性和男性在自律和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做出重要的选择。这是一个“向上流动所需要的公式，一个在艰难的新知识经济中，尤为重要的质素”（〈……婴儿与我俩〉，Slate.com，2008年3月20日）。
约菲的文章描述美国当前的单亲家庭状况为一场“全国性的灾难”。虽然她宣扬婚姻和家庭的重要性，但读者却以各种借口回应：“生孩子本身就压力很大，生活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父母需要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来处理好他们的关系”。“我觉得孩子本身就是一种福气。结婚前就好好享受这份福气吧”。“你凭什么暗示意外怀孕就该导致婚姻？”
要留意的是，所有这些回应都是基于感性而非事实。当约菲女士被指责“根本与现代文化脱节”时，她回应道：
或许如此。但这也意味著现代文化与儿童的需求脱节。一些研究人员认为，非婚生子女是美国阶级日益分化和生活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也是将儿童推入日益僵化的种姓制度的第一步。研究发现，单身母亲所生的孩子更可能贫穷、有行为和心理问题、高中辍学，并且自己继续生下非婚生子女。
人类理性的问题在于，情感与个人意图常会阻碍理性思考。即便没有情感与个人意图的干扰，人类的理性推论也未必总是最佳解决方案（〈箴言〉14:12;16:25）。可悲的是，有时怀上孩子完全是出于错误的原因。结果对孩子并不好。再次引用沙利文女士的话：“女性也容易产生这样的误解：怀孕⸺即使是意外怀孕⸺可以巩固感情，拉近夫妻关系。事实上，所有统计数据都表明，婴儿会给感情带来压力；最终分手的情侣比步入婚姻的更多”。
在当今后现代的世界里，事实似乎不再重要。我们正生活于情感力量、个人观点与自我表达主导的时代。然而真理并非可改变的⸺某件事要么真实且能以事实佐证，要么虚假且无法证实。
普林斯顿大学“脆弱家庭与儿童福祉研究”计划十年来一直追踪调查5,000名儿童的家庭，其中四分之三的父母是未婚父母。研究显示，这些父母，无论男女，大多表示他们渴望结婚⸺而且是彼此结为连理。但不知何故，他们觉得这个共同的决定超出了自身能力范围。而由于未能做出决定，惯性力量开始将他们拉扯开来。孩子出生五年后，只有16%的伴侣结婚，60%的伴侣离婚（〈……婴儿与我俩〉）。
道德选择确实重要。它关乎婚姻，也关乎孩子⸺而历史学家和社会工作者都知道，家庭的破裂会对国家结构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3：不利于您的健康
尽管2008年对许多人来说已是古老的历史，但自从这个令人震惊的标题出现在美国各地报章以来，情况几乎没有改变：〈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至少四分之一的少女患有性病〉（《美联社》，2008年3月11日）。文章进一步澄清：“根据针对该年龄段的首份此类研究，全美至少四分之一的少女患有性病，人数超过300万。一种导致子宫颈癌的病毒是迄今14至19岁少女中最常见的性传播感染……在承认有过性行为的少女中，这一比例高达40%”。
自从那份报告发布以来，情况并没有好转。2016年社区实践中心的一份新闻稿报导称：“性病在全国范围内连续第三年增加”。然而，与其鼓励年轻女性完全避免这些祸害，被受尊敬的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的建议却是：“所有25岁以下性活跃的女性，每年都应该接受淋病和衣原体检测。25岁及以上、有风险因素的女性，例如拥有新的或多个性伴侣，或者性伴侣患有性病，也应每年进行淋病和衣原体检测”（〈我应该接受哪项性病检测？〉CDC.gov，7月2021年2月22日）。
性病并非无害的感染。它可能导致不孕、长期的疼痛、子宫颈癌，以及危及生命的宫外孕。它能使您需要终生接受令人作呕的药物混合疗法，甚至可能导致死亡。当您必须告诉那个您想与之共度余生的人，您患有无法治愈的性病时，您会感到多么紧张。
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确实提到了避免性病的选项，但这些只是选项而已，包括：禁欲、减少性伴侣数量、双方一夫一妻制、接种疫苗、使用乳胶避孕套⸺并没有鼓励我们选择造物主所命令的“选项”。只有双方禁欲，然后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才能保证免受这些危险疾病的侵害。
遗漏的是支配我们最亲密关系的无形法则。性革命⸺不那么新的“新道德”⸺在1960年代兴起。不，这并不是说在此之前没有人充当野猫的角色。远非如此，但在60年代，西方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温廸・莎莉特（Wendy Shalit）引用了爱德华・M・布雷彻1969年的假定：“我认为，性研究的任务在于：对男性、女性及儿童摆脱性压抑、性羞耻感与罪恶感后所产生之短期与长期影响进行客观探究”（《回归谦逊》，1999年，第26页）。
莎莉特女士回应道：“布雷彻先生，欢迎来到后现代性道德的世界。在某些层面，它甚至比‘保守派’所能想像的更令人毛骨悚然……。我想，问题变成了：我们当今的游击式礼仪（即现今的勾搭行为），是否真能媲美过往的规矩？”（第26-27页）。
这些“过往的规则”是什么？汤玛斯・潘恩并非第一位将理性置于揭示之上的人，但只要我们诚实地审视“新”道德的真相，就会发现我们选择理性而非揭示，最终走向了失败。我们这种毫无界限的“勾搭”文化，对婚姻、对孩子，对自身健康都不利。
幸福的婚姻，健康的家庭，远离心痛
早在汤玛斯・潘恩之前，我们的造物主就向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发出了指示。设计我们的那一位对化学、生物学、解剖学和情感了如指掌。当我们遵守他制定的律法时，会产生好的结果，但违反了会带来痛苦、悲伤和死亡。上帝给我们的始祖一个选择。他们可以接受揭示的知识，这些知识会启发他们了解这些无形的律法，或者他们可以相信自己能够判断是非。正如《圣经》研究者所知道的那样，他们的选择很糟糕。他们相信自己的五感和为自己推理的能力，从那时起，他们的后代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但证据昭然若揭：心碎、家庭破碎、孩子受创且感到困惑，以及躯体残缺⸺皆源于对造物主律法的漠视。
谈到亲密关系时，《圣经》中的上帝并不拘谨。他对人类的揭示的第一章表明，我们是为亲密而设计的。“上帝就照著他的形像创造人，照著上帝的形像创造他们；他创造了他们，有男有女。上帝赐福给他们，上帝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它’”（〈创世记〉1:27-28）。
在创造了男性和女性之后，上帝创造了我们称之为婚姻的结合。“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创世记〉2:24）。下一节告诉我们，他们赤身露体，并不感到羞耻⸺但这即将改变。正是在他们听了仇敌的话之后，羞耻感进入了他们的意识，他们躲避上帝（〈创世记〉3:9-10）。他们的羞耻感从何而来？答案就在上帝向他们提出的问题中：“谁告诉你，你是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那树上所出的，就是我吩咐你不可吃的吗？”（〈创世记〉3:11）。
自那时起，我们称之为撒但或魔鬼的仇敌一直在努力破坏男女之间最亲密的关系。然而，人类归咎于谁呢？正是创造那亲密关系的造物主本人。
婚姻中的亲密关系⸺发生于生物学上的一个男性与一个女性之间⸺是正当且健康的。婚姻应当受到尊重；而婚姻关系之外的性行为则不然。“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共眠的床也不可污秽，因为淫乱和通奸的人，上帝必审判”（〈希伯来书〉13:4）。《圣经》律法的基础是爱，正如“十诫”所表达的，其中一条就是“不可奸淫”（〈出埃及记〉20:14；〈申命记〉5:18）。
如今，鲜少有人重视将亲密关系留待婚姻。人们随心所欲“勾搭”又分开。婚姻沦为事后才想到的附带事项，成了“对婚纱说愿意”的一日仪式。然而上帝默示圣经的劝诫，要我们远离一切神圣婚姻以外的性行为，当受诱惑时更要转身逃离。“你们要远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甚么罪，都在身体以外；惟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哥林多前书〉6-18）。
不，上帝并不反对亲密关系。在正确的大前题下，他绝对赞成。但当我们作离题的推理，并在婚前、婚外或与同性之间进行性行为时，结果是痛苦、心痛和煎熬。是不是时候该睁开眼睛，看看事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