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道德行为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在西方——主要是欧洲和北美、澳洲和新西兰的英语世界。在很大程度上，这曾是达尔文主义的结果，（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是属盲目偶然性的產物，因此没有持久或超越的目的。正如使徒保罗所说，“如果死人没有复活，‘让我们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哥林多前书15:32）。
两次世界大战的暴行也让人们质疑，如果一位慈爱的神真的存在，怎么会发生这样的大屠杀。青霉素（盘尼西林）和“药丸”在使人们摆脱婚外亲密关係的两大恐惧方面：怀孕和疾病发挥了作用。观念改变了，但问题依然存在。性传播疾病依旧存在，使人衰弱且致命。
及后是知识分子，新道德的世俗佈道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阿尔弗雷德·金赛、威廉·马斯特斯、弗吉尼亚·约翰逊、爱德华·布雷彻，以及其他旨在将我们从过往维多利亚时代——另一个极端——压抑中解放出来的人。不管是什麼原因，结果曾是令人吃惊的。曾经可耻的行为现在被认为是正常的——甚至是值得称赞的。
巨大的转变
在西方文化中，至少曾经有过一种对神名义上的意识，并且在许多人中对祂的存在有着坚定的信念。基督徒和犹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将圣经——特别是十诫——作为行为的指路明灯。这些规则缓和了人类的行为，但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这些国家对神和道德的信仰大大恶化，只在二十一（世纪）的前二十年甚至更迅速地下降。
在法庭和教育机构中，世俗的人文主义已经取代了十诫。但是，除了相信权威神之外，真的可以有道德的社会秩序吗？问题是人们无法就什么是道德和伦理达成一致。
在互联网迅速地搜索有关通奸证明了这一点。迈克尔‧W‧奥斯汀（Michael W. Austin）博士在《今日心理学》中写道：“在我的道德课程中，我与学生讨论与婚姻和为人父母有关的家庭道德问题。我们经常讨论当代哲学家理查德‧瓦瑟斯特伦（Richard Wasserstrom）的一篇文章，〈通奸不道德吗？〉我相信答案显然是肯定的”（〈通奸有什麼不对？〉，2011年8月1日）。但是，在另一篇《今日心理学》文章中，克里福德‧N‧拉撒路（Clifford N. Lazarus）博士写道：“换句话说，关于有婚外关系，既有健康的原因，也有不健康的原因。
讽刺的是，在某些情况下，私通可以加强婚姻”（〈我们认为我们所知道的关於通奸的一切都是错的吗？〉，2013年7月17日）。
因此，虽然我们大多数已婚人士认为我们的伴侣忠於我们在道德上是正确的，并非所有人都同意。奥斯汀和拉撒路都通过人的理性来处理这个课题，从问题的双方提出论据，但除了神之外，人的理性只不过是意见和哲学——却是现今各级教育的课程。
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1794年至1807年间分叁个部分出版了《理性时代》。潘恩是一位自然神论者，他相信更高的力量，但拒绝在主要宗教和宗教文本——包括圣经——中的启示知识。潘恩提倡人类理性代替神圣啟示。
是不是该停下来问问人类选择的方向是否行得通呢？事实是什麼？关於这个课题可以写一整本书，但是限於本文的可用空格，让我们仅考虑我们“新道德”的叁个方面。
1：不利于婚姻
人的理性说，在婚前测试一个人是很好的——几乎就像一个人在购买汽车之前会试驾一样——以确定他或她是否与你相融。这是大多数人的观点，根据《国家卫生统计报告》（National Health Statistics Report）2016年的一篇文章：“在2011-2013年，60%的女性和67%的男性同意，‘婚前同居可能有助於防止离婚’”（《关於婚姻、生育和性行为态度的趋势：美国，2002年、2006-2010年和2011-2013年》，2016年3月17日）。
这是许多人的看法，但人的理性和大眾的看法并不总是与事实相符。早在2002年，（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国家婚姻计划联合主任大卫‧波波诺（David Popenoe）就证实，谈到同居时，人类的理性是错误的：
许多研究发现，婚前同居的人婚姻满意度较低，最终分手的可能性是相当高得多。一个原因是，同居的人可能胆怯作出承诺，并且在出现问题时更可能决定停止。但除此之外，同居的行为可能导致使幸福婚姻更加困难的态度（《全国婚姻计划‧婚姻的十大神话》）。
西华盛顿大学的杰‧蒂奇曼（Jay Teachman）在一项题为《婚前性行为、婚前同居以及女性随后婚姻解体的风险》的研究中解释了如下：
婚前同居是文献中见到的婚姻解体最有力的预测因素之一。从布特和约翰逊（Booth and Johnson（1988年）和贝内特、布兰克和布卢姆（ Bennett，Blanc and Bloom）（1988年）的报告开始，几乎所有关於婚前同居和离婚之间关係的研究都发现了正向的关系（《婚姻和家庭杂誌》，2003年5月）。
蒂奇曼在引用五项进一步研究的同时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同居最明确的相关因素之一是婚姻解体的风险增加......不管婚姻维持了多久，在结婚之前曾经同居一段时间的婚姻以离婚告终的可能性，比没有同居的婚姻高达50%。”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发现是出乎意料的，这使得蒂奇曼和他的团队的结论甚至更加可信。“早期的研究人员对这项结果表示惊讶，因为有时理论上认为婚前同居会起到筛选方法的作用，允许夫妻选择一个可以缔结成功婚姻的伴侣。”
2：不利于孩子
意外怀孕在婚姻中很常见。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可能是“意外” （出生的）呢？在婚姻中，即使是计划以外的孩子，父亲和母亲可以爱护和照顾。但是，一个孩子在稳定的父母关係之外来到这个世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据《时代》报导，在艾米‧沙利文（Amy Sullivan）的一篇题为《成年单身母亲热潮的背后》的文章中，单身女性中意外怀孕率最高的群体不是许多人认为的青少年，而是二十多岁的单身女性。在这二十多岁的人中，10次怀孕中有7次是计划外的，这就造成了一个难题。许多女性选择终止她们的难题，但堕胎并不总是像人们相信的那麼简单。对许多人来说，堕胎造成长期的、意想不到的心理问题。其次是那些选择生育的人。鑑於情况和有限的选择，这是值得称讚的，但对母亲和孩子而言，如果有任何后果的话，那又是什麼呢？引用沙利文女士的话，“一项又一项的研究表明，未婚母亲所生的婴儿最终陷入贫困的风险更高，而母亲本身面对教育和经济障碍。”
至于那十分之三的单身女性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事实上打算非婚生子又怎样呢？就为什麼这麼多人在作出承诺之前便选择(生)儿(育)女而言，有提供的很多辩解。一是现今的男人往往没有準备好在经济上养家糊口。这个依据成立吗？建议专栏作家艾米丽‧约菲（Emily Yoffe）以 “谨慎” 的名义为Slate撰写文章，针对这一论点写了如下：
” 学者凯‧海莫维茨（Kay Hymowitz）……扭转了这一论点，说并不是严苛的经济条件导致女性生育没有父亲的孩子，而是决定生育没有父亲的孩子导致严苛的、自我延续的经济状况。她解释说，相信稳固的婚姻是一个人生活的核心——先有婚姻才开始有家庭——鼓励女性和男性在自律和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做出重要的选择。这是一个 ‘向上流动所需要的公式，一个在艰难的新知识经济中，尤为重要的素质’” （《……以及婴儿等于两人》，Slate.com，2008年3月20日）。
优菲（Yoffe）女士的文章将美国的单亲家庭情景描述为“国家灾难”。虽然她宣扬婚姻和家庭的重要性，但读者却以各种藉口回应：“有孩子会压力很大，并足够改变生活。父母需要按照他们的时间表来处理他们的关係” 。“ 我觉得孩子本身就是福气。在你结婚之前有那份祝福”。“你怎麼敢暗示意外怀孕就应该导致结婚？”
请注意，所有这些反应都是基於情绪，而不是事实。当优菲女士被指责“简直不了解现代文化” 时，她回应道：
“那可能。但这也意味着现代文化不了解儿童的需求。一些研究人员认出，非婚生子女是美国階級日益分化和生活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是将儿童置於更加死板的种姓制度的第一步。研究发现，单身母亲所生的孩子大幅度更可能贫穷、有行为和心理问题、高中輟学，并且自己继续有非婚生子女。”
人类理性的问题在於情绪和议程妨碍了理性思考。即使没有情绪和议程，理性的人类推理也并不总是最好的解决方案（箴言14:12;16:25）。不幸的是，有时因为所有错误的原因怀上孩子。结果对孩子不好。再次引用沙利文女士的话，“女性也容易误信怀孕——即使是无意的——可以巩固一段关係并使夫妻更亲密。事实上，所有的统计数据都表明婴儿给人际关係带来压力。更多的夫妻最终分道扬鑣……而不是结婚。”
在当今的后现代世界中，事实似乎并不重要。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情绪、个人观点和自我表达的力量盛行的时代。但真相并非不固定的。某事要么是真实的并能有事实支持，要么是不真实的并不能。
十年来，普林斯顿大学的《脆弱家庭和儿童康乐研究》关注了5,000名儿童的家庭，其中四分之叁是未婚父母所生。根据这项研究，这些父母中的大多数，男性还是女性，都说他们想要结婚——并且是互相的。但不知何故，他们觉得这种共同决定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由於不作出这决定，惯性力开始将他们分开。孩子出生五年后，只有16%的夫妻结婚，60%（的夫妻）分手（《……以及婴儿等于两人》）。
道德选择很重要。它对婚姻和孩子很重要——历史学家和社会工作者都知道，家庭的破裂会对国家结构有灾难性的影响。
3：不利于您的健康
儘管2008年对许多人来说听起来像是古老的历史，自从这个令人震惊的标题出现在美国各地的报纸上以来，很少变化：“（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至少四分之一的少女有性传播疾病（STD）”（【美联社】，2008年3月11日）。文章继续澄清说：“根据该年龄组中的第一项此类研究，全国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少女有性传播疾病，或超过三百万青少年。导致宫颈癌的病毒是14至19岁少女最常见的性传播感染……在承认曾经发生过性行为的女孩中，这一比率是40%。”
自那报告以来，情况并没有好转。一份2016年社区实践中心（Center for Community Practice）新闻稿报导称： “性病在全国连续第叁年增加” 。但是，与其鼓励年轻女性完全避免这些祸害，被夸耀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建议却是： “所有25岁以下性活跃的女性每年都应该接受淋病和衣原体病检测。25岁及以上有风险因素的女性，例如新的或多个性伴侣，或有性病的性伴侣也应每年为淋病和衣原体病被检测” （《我应该接受哪项性病检测？》CDC.gov，2021年7月22日）。
性病不是无害的感染。它会导致不育、长期的疼痛、宫颈癌和危及生命的异位妊娠。它能使（你）需要终生和令人作呕的药混合物治疗，甚至导致死亡。（若）你必须告诉你想与之共度余生的人你患有无法治愈的性病，处于那个状况是多么的有压力。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提到了避免性病的选项，但提出的只是这：选项，包括禁慾、减少伴侣数目、相互一夫一妻（制）、疫苗接种、乳胶屏障——并没有鼓励选择我们的造物者命令的“选项”。只有相互禁慾继而（履行）一夫一妻（制）婚姻才能确保预防这些危险的疾病。
缺少的是支配我们最亲密关係的无形法则。性革命——不那麼新的 “新道德” ——在1960年代兴起。不，这并不是说在此之前没有人充当野猫。远非如此——但在60年代，西方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温廸‧沙利特（Wendy Shalit）引用爱德华‧M‧布雷彻（Edward M. Brecher）在1969年的假设： “我认为，这是一项性研究任务：客观调查从性压抑中解放出来，免於性羞耻和内疚感，其对男性、女性和儿童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回归谦虚》，1999年，第26页）。
沙利特女士回应说：“欢迎来到后现代性道德的世界，布雷彻先生。在某方面而言，证明的是，它甚至比“被抑制者”可能想像的更可怕……我猜，问题变成了：我们的游击礼仪【今天的勾搭做法】和较旧规则一样好吗？”（第26-27页）。
这些“较旧规则”是什麼？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并不是第一个将理性凌驾啟示的人，但当一人诚实地看待 “新” 道德的事实时，很明显，我们选择人类理性而不是啟示结果是失败的。我们没有界限的勾搭文化不利於婚姻，不利於孩子，或者不利於我们的健康。
幸福的婚姻、健康的家庭、以及解除的伤心
早在托马斯‧潘恩之前，我们造物的主就向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发出了指示。设计我们的那一位对化学、生物学、解剖学和情感瞭如指掌。当我们遵守祂制定的法律时，会產生好的结果，但违反它们带来痛苦、悲伤和死亡。神给了我们的始祖一个选择。他们可以接受啟示的知识，这些知识会啟发他们了解关于这些无形的法律（的事），或者他们可以相信自己判断是非。如圣经的学生所知道的那样，他们的选择很糟糕。他们相信自己的五种感官和为自己推理的能力，从那时起，他们的后代曾在做同样的（事）。但证据是清楚：心碎、家庭破碎、孩子感到委靡和困惑，以及肢体受损，都是无视造物的主律法的结果。
谈到亲密关係时，圣经中的神并不是正经过度。祂对人类的啟示的第一章表明，我们是为亲密设计的。“神就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人，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他们；他创造了他们，有男有女。神赐福给他们，神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它’”（创世记1:27-28）。
在创造了男性和女性之后，神创造了我们称之为婚姻的结合。“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创世记2:24）。下一节告诉我们，他们赤身露体，并不感到羞耻——但这即将改变。正是在他们听了仇敌的话之后，羞耻感进入了（他们的意识），他们向神隐藏了自己（创世记3:9-10）。他们的耻辱从何而来？答案是以神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找到的：“谁告诉你，你是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那树上所出的，就是我吩咐你不可吃的吗？”（创世记3:11）。
从那时起，我们提为撒旦或魔鬼的仇敌，曾在努力破坏男女之间最亲密的关系。然而，人类所責備是谁？（就是）那亲密关係的创造者。
婚姻中的亲密关係——生物学上一男和一女之间——是正义和健康的。婚姻是要受尊重的，（但）非这种关係之外的性活动。“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共眠的床也不可污穢，因為淫乱和通奸的人，神必审判”（希伯来书13:4）。圣经律法的基础是按十诫所表达的爱，其中之一是“不可奸淫”（出埃及记20:14；申命记5:18）。
今天，很少人关心为婚姻保留亲密关係。人们随意“勾搭”和脱鉤。婚姻已成为事后的想法，是“对礼服说是”的一日大事。然而，神啟发了圣经的警告，要避免在敬畏神的婚姻之外的所有性行为，（并）建议我们在受到诱惑时转身逃跑。“你们要远避淫行，人所犯的，無論甚麼罪，都在身體以外；惟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體。”（哥林多前书6:18）。
不，神不反对亲密关系。在正确的背景中，他绝对赞成。但是，当我们在这背景到处推理，并在婚前、婚外或与同性参加性（活动）时，结果是痛苦、痛心和煎熬。是不是时候睁大眼睛看看事实呢？